有唐一代,包容開放,各民族、區域、國家之間交流頻繁。西域與中原,在這一歷史時期交流尤盛,商隊、僧侶交通往來極為便利。加上,隋唐以來佛教興盛,譯經、抄經活動蔚然成風,西域高僧與中原僧侶交流的同時抄經書寫也相互影響。
敦煌壁畫中的抄經人物
抄經活動的盛行,也催生了一個專事抄寫佛經的職業——經生。這些經生所寫經卷是最多的,他們的書寫代表了“寫經體”書法的基本面貌。經生們成年累月為人們抄寫經卷,代代相沿。由于長期從事“重復性”的抄寫,書寫動作極為熟練,用筆習慣相當定型。所以,一個群體所抄寫的寫卷,筆畫的“寫法”有相當的“穩定性”。
敦煌寫經書法主要為兩種字體,早期為隸書,晚期為楷書。
端方、康有為舊藏敦煌寫經 6世紀南北朝寫本(隸書)
濱田德海舊藏敦煌寫經 8世紀唐寫本 (楷書)
縱觀敦煌寫卷,還能夠較清晰而自然地感受到書法隸變的痕跡。敦煌寫經書法屬于實用體書法,是以所抄寫的內容為主,而以書法藝術為輔的書寫形式,不可能任由書寫者表達藝術個性,自由發揮。單就寫經后期發展來看,寫經漸漸脫離了實用性的特性,表現出更為藝術化的發展趨勢。
此次古籍文獻專場中,我們征集到的這件寫經卷為《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》第一百一十七《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十五》。全卷首尾俱全,通卷托裱,由入潢紙書就。全卷計21紙,紙長44cm,高26.7cm,每紙21行,首19行,尾17行,行17字,有烏絲界欄。此寫經紙表面平滑細膩,富有韌性。無論是紙張尺寸,書寫形式都幾與唐代寫經無異。由此可知此寫經書寫時間不會早于唐代。
此外,這件寫經的書寫筆體,具有典型的行書風格。全卷書法嫻熟圓潤,行筆流暢飄逸。點畫挺秀,骨力勁健。筆者參照遼寧省博物館藏明代王紱《畫觀音書金剛經合璧》卷,其中《金剛經》以行書抄就,每行14至15字不等,書寫形式與此件寫經極為相近。據此判斷,此件寫經應書寫于明代。